一个农民工在错失500万大奖后

　　相较于国外彩票规定的60天、90天、180天兑奖期限，王薛红认为，我国28天的兑奖期限是否合适值得探讨，应当根据不同的游戏玩法，相应设立不同的兑奖期限和方式。

　　如果汪亮解及时发现自己中了500万大奖并按时兑奖，他将成为一名“百万富翁”民工，甚至几代人的命运将因此彻底发生改变。

　　但是，戏剧化的事实连续出现在汪亮解的生活中，这些如果只能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假设。他的生活轨迹已被打破，平静不再。

　　今年34岁的安徽民工汪亮解，没有在规定时间内将500万的彩票大奖收入囊中。多次与体彩中心协商被拒后，为了让这份概率为千万分之一的幸运大奖“起死回生”，他准备将体彩中心告上法庭。

　　2007年7月29日，进京打工7年的汪亮解，在北京丰台区吴家村一家彩票点花8元钱投了4注087期“七星彩”。这次投注纯粹是赶火车时的顺便之举，随后他就踏上返回老家——安徽枞阳县的归途。岳父身体不好，患有胆管结石，汪亮解必须回家料理。

　　“当时投注的数字很随机，心中并没有特定的排列，只是觉得其中一注的数字很顺眼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，”汪亮解回忆说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没将这张彩票放在心上。而正是让他心里“咯噔一下”的这注彩票博得当期500万元大奖。

　　毕竟，根据“七星彩”的玩法，该游戏共有一千万种排列方式，中奖的概率也就是一千万分之一，这无异于“天上掉馅饼”。“正是因为概率太低太低，我才没放在心上，回家后甚至淡忘了这张彩票”，汪亮解一脸悔意。

　　谁知岳父的身体状况很不乐观，汪亮解不得不延长在家逗留的时间。北京这边，在汪亮解购买彩票的当天晚上，当期“七星彩”就已开奖，并且按照游戏规则，开奖次日起28天为兑奖期，逾期未兑，视为弃奖。

　　8月26日23时59分，北京体彩中心兑奖处，在经过媒体刊登通知、走访彩票销售点等途径寻找大奖得主未果后，无数双眼睛关注的在最后时刻兑奖的奇迹没有发生。此时，奇迹的主人已经远在老家进入梦乡了。

　　9月11号，他回到北京。当天下午，在厕所中随手捡起一张过期的《假日休闲报》，习惯性地翻到彩票版，这一翻让他的生活偏离了平静的轨道：报纸上087期“七星彩”500万大奖的中奖结果和他7月29号的一个投注完全一样！

　　回去核对无误，他马上告诉自己同在北京务工的哥哥汪亮田。哥哥开始不相信，笑弟弟在“做梦”、胡扯、瞎闹。汪亮田比弟弟早几年来北京，也买过三年彩票，但“未见过回头钱”就不再买了。汪亮解倒是在哥哥的影响下成为一名彩民。

　　哥俩确认中奖后，也注意到彩票票面上28天兑奖期限的规定，心存希望的他们认为“多少还能拿回一点钱”，赶紧打电话给北京体彩中心。他们仅存的一点希望彻底被打破——体彩中心工作人员说，在规定兑奖期限内未兑取的奖金，将作为弃奖进入彩票调节基金，以加奖等方式返还给全国彩民。

　　哥哥汪亮田反复询问体彩中心工作人员，还有没有补救的办法。“我至少问了10遍，对方都说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”汪亮田说。

　　咨询完体彩中心，汪亮解沉默不语。他意识到自己也许已经失去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六年前，他开始北京的打工生活，住在石景山区衙门口一间10平米左右的出租房内，最现代化的家当是50块钱买的一台二手电视机。

　　“我做的是建筑装修，抹白灰、刷涂料之类，工作方式是打散工。什么地方有活，我就过去干几天，干完后再找下个活。有时候很难找到活，收入基本也没有保障”，汪亮解说。考虑到散工方式可以马上结算工资，而且能省却挂靠公司的押金、手续等麻烦，他并不想加入某个建筑公司以求一份固定工作。

　　找不到活儿赋闲的时候，他会呆在家里看电视打发时间，交往对象就是同在北京的哥哥和一些不固定的工友。在北京六年的他依然一口乡音，“我不用学普通话，不和本地人打交道”，汪亮解说。

　　汪亮解已经买了近七年的彩票。“身上有零钱就买，有时三四注，有时七八注，这些年买彩票的花费加起来也得一万元左右了”，汪亮解说，而他每年寄回家的打工所得大概五千元。

　　他平时没有买报纸的习惯，也不会上网，唯一获知彩票中奖信息的方式就是下次投注时看彩票销售点的告示。体彩中心通过媒体发布的寻找大奖得主的信息，从理论上说，很难波及到这位处于信息弱势地位的民工。

　　汪亮解有着山村人的勤俭、朴实，破旧的西服上衣，衬衣领子翻卷着，与上衣不配套的棕色长裤，解放牌运动鞋上沾着干泥泞。他话不多，在记者面前有些紧张。

　　因为“现在猪肉很贵”，他的梦想是挣钱回家办个养殖场，和老婆、孩子好好过日子，希望两个女儿能够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吃麦当劳、上大学。他的另一个心愿是，攒够钱将岳父接到北京看病。

　　如果没有错过500万，汪亮解的梦想都将轻易变成现实。不甘心的他和哥哥踏上讨要奖金的路。开始他们寄希望于媒体，汪亮田主动联系北京晚报，期盼媒体的关注、舆论的同情能够带来转机，一时间随处可见“民工错失500万大奖”的新闻，远在安徽老家的媒体也做了大量报道。

　　渴望媒体关注，但又不愿意身边人知道故事的主角就是自己，甚至还瞒着家人，因此对于媒体要求去家里探访的请求一律拒绝。

　　9月18日，北京电视台记者通知汪亮解携带彩票去北京体彩中心，哥俩一度以为兑奖有希望了。但在扫描完彩票确认是真票而且已经过期后，体彩中心依然坚持说“彩票不能用彩票游戏，500万没有了”，求助媒体之路受阻，哥俩刚燃起的希望旋即熄灭了。

　　错过大奖的懊恼、媒体的关注让汪亮解难以平静。一个人的时候就抽烟，每天两包，而之前每天一包也就够了。回京一个多月来，只干了十来天的活。

　　“我现在很难静下心来干活，总想着怎么能挽回奖金，哪怕是一部分也好。以前在工地干活，一天劳作十几个小时，通常躺下就能睡着。现在，一躺下来就感觉胸闷，脑子空空的，睡不好了。”汪亮解说。汪亮田则认为弟弟“瘦了一大圈”。

　　求助媒体无望后，汪亮田想起《检察日报》上两个律师的发言，“如果可能，我们准备冒一把险，挑战兑奖规则中的28天规定，帮助汪亮解通过诉讼程序尽可能挽回损失”。

　　两位律师是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的刘金海和杨航远。9月16日，他们一看到这个新闻，就从专业角度质疑彩票的28天兑奖期限的法律依据，并当即通过媒体表达了上述看法。

　　“我们认为这个结果对汪亮解不公平，打官司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帮到汪亮解，其次也是完善彩票制度。如果体彩中心能和汪亮解私下和解并给予合适的补偿，我们愿意撤诉。推动彩票规范管理，可以给有关部门建言，或者通过舆论的力量。并非只有打官司这条路。”刘金海律师告诉《新世纪周刊》。

　　七星彩属于全国联销玩法，一旦弃奖产生，该项奖金将按规定划进调节基金。“等于说这笔奖金已经划进全国彩民的账号，只能在财政部同意的情况下由国家体彩中心启动，用于全国的返奖和派奖。现在哪怕是想要回1分钱，都得通过财政部批准，体彩中心无权支付。”北京体彩中心工作人员说。

　　在“饿死别做贼，气死别告状”的文化传统中长大的汪氏兄弟，最终于十一长假期间签署协议，委托两位律师与体彩中心打起官司。但必需的诉讼费用又成为哥俩的心病。“我们能承担的费用也就是一千元左右。”汪亮田说。

　　鉴于汪氏兄弟的经济状况，加上意在帮助他们，两位律师正筹划着设计出一个尽可能省钱的诉讼程序。“我们计划将诉讼分两步走。第一步诉求彩票28天兑奖期限的规定有失公平性，应予调整。这一步成功的话，再打官司要求体彩中心支付汪亮解500万元奖金，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如果一步到位诉求返还奖金的线万元，根据诉讼费占标的物百分比的规定，诉讼费用至少为5万元。这不仅增加了风险，对汪氏兄弟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，甚至会成为他们的灾难，这与我们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。”刘金海律师强调这样的设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　　“如果社会上有人愿意帮助汪亮解，可以以风险投资的方式垫付5万元的诉讼费，官司打赢的话参与奖金分配，这样就能简化诉讼程序。我们争取不让他们哥俩掏钱。”杨航远律师说。

　　准备将体彩中心告上法庭的消息披露后，两位律师不断接到各地彩民的支持短信。网络上关于此事的争议也此起彼伏。有网友认为，28天兑奖期限的规定是变相的“霸王条款”，汪亮解应向不合理的单向规定挑战，维护自己的权益。也有意见认为，虽然汪亮解个人值得同情，但应该遵守既定规则，而且彩票是公益性质的，弃奖合理也合法。

　　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博士认为，这次争议应该引起彩票行业的思考，对彩票消费的行为和心理进行正确引导。“彩票中奖是小概率事件，彩民不应将改变生活的希望寄托于此，而应保持一颗平常心，理解彩票的公益和娱乐性质。”王薛红说。

　　相较于国外彩票规定的60天、90天、180天兑奖期限，王薛红认为，我国28天的兑奖期限是否合适值得探讨，应当根据不同的游戏玩法，相应设立不同的兑奖期限和方式。但她同时认为，规则调整只能针对以后的彩票购买和兑奖行为，很难改变之前事先告知规则下发生的既定事实。

　　我国目前已有大约17万彩票投注点，彩票的普及和深入程度逐年提高，一部指导、规范彩票行业的《彩票法》亟待出台。“《彩票法》早日出台固然重要，但到位的细节研究更重要。我们要尽量避免出台短期内就需要变动微观细节的情况，毕竟这部法律针对的是一个行业。目前，在缺少专家投入、利益格局尚未形成的情形下，短期内《彩票法》很难出台。”王薛红博士说。